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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曾骐教授一生中最重要的社会角色。从1959年留校到2000年退休，从西北大学到中山大学，曾骐育人无数，培养了一批考古学界的中坚力量。1975年，曾骐调回中山大学后，尤其着力岭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回想我们自1981年入学至今42年间，受教受惠于老师。”至今，全洪还记得读书期间曾骐带着他们到南海西樵山、湖南省博物馆、马坝石峡遗址进行田野调查的经历。

在史前考古的教学研究中，曾骐尤为关注南方区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全洪提到，在1976年起的二十年间，曾骐多次带领学生到西樵山进行考古发掘和调查等教学实习。他对中国尤其是南方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特点与发展序列、华南新石器时代文化时空框架等众多问题上都提出过独特的观点。他依据西樵山遗址群等出土材料，长期开展华南细石器、有肩石器和几何印纹陶等遗存的研究，并于1995年出版《珠江文明的灯塔——南海西樵山古遗址》。“老师将西樵山文化比喻成‘珠江文明的灯塔’ ，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对西樵山两类石器的研究为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的研究树立起一个年代标尺。”

曾骐为岭南地区考古作出的重要贡献，不止于广东，他还多次赴香港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现任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西兵回忆，两次赴港考古工作是他和老师接触最多的时候，在西贡蚝涌遗址的发掘中，“老师们和我们一样下探方挖土、铲土和推车，工地请的工人很少，平均一个探方不到一个工人，并且只是在旁边协助我们，所以考古队老师、学生都要自己动手清理。”

曾朝希：我父亲1937年在香港出生。为了躲避日本侵略，爷爷带着一家人离开家乡汕头四处迁徙。1937至1938年间，在香港居住，抗战胜利后回到汕头。父亲一共兄弟四人，除了我大伯参军外，其他都是大学生。我父亲在1955年考上西北大学历史系，他大学二年级时学校成立了考古专业，父亲便成为了西北大学首届考古专业学生。

曾朝希：没有。我大学毕业出来在银行工作后，工资就比父亲还高，可以帮助家里改善经济状况。那时父亲虽然是教授，但工资不高，生活非常简朴。2003年父亲带我去西安，去看望他最尊敬的老师——石兴邦先生。那时候石兴邦先生差不多80岁了，跟他太太住在一起。我们进到他家里面，看到居住条件非常简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个年代的学者完全是做学问的，生活清贫，对物质方面没有太多要求。我父亲也是这样，但同时，他们又都有自己的学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