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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5年前相似的是，消费品以旧换新再次被提及，不过，其本质内涵已经截然不同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较上一轮“家电、汽车下乡”满足民众刚性需求不同的是，这一轮重在“提质”，“新”在满足其改善性需求；目标群体也发生变化，当时侧重于农村添置全新的家用电器和汽车，这一轮“旧”是前提，不局限于农村市场，即针对已有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拥有者。

但戴铁军在南方某省调研时发现，一个试点地区的被批准的拆解处理企业的数量远远不止规定的1至2家。另外，走街串巷的民间“游击队”因其运营成本低、定价自主灵活、回收便利吸引收购了大量的废旧电器，之后便将核心部分进行非法拆解销售，催生了大量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不计环境代价的产业链。对比之下，具备资质的正规回收与处理企业却面临收集率低，因经营成本过高、回收价格偏低而“无米下锅”的困扰。

戴铁军也表示，国际上规范回收的通行做法是实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不同的利益主体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德国，回收处理费用由政府、生产商、消费者等予以不同比例的分摊，这样可以促使生产者自设计阶段就从产品生命周期角度考虑无害原料的使用与再循环设计，并主动参与到回收处理过程中，从而形成源头防治污染的有效激励。

赵建直言，上一轮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时，我国仍处于城市化的初级阶段，房地产债务、房屋供给量、城市开发程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发展空间巨大，城乡生活水平差距明显，农村家电、汽车等保有率相对较低，以旧换新实际上瞄准了县镇和农村下沉市场，以家电下乡的形式释放农村消费空间。用苏剑的话说，2009年开始全面铺开的以旧换新一下就把中国经济给“拉上来”了。